南方日报消息：[潘毓刚] 连续4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首届主席为杨振宁），熟知所有曾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曾与吴健雄、袁家骝同获海外杰出华人奖；改革开放初邓小平亲点、中科院聘请的首批10名顶级科学家之一、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创立了先进的计算夫兰克——康登因子的渐近方法和最早把李氏群论用在量子化学；生在内地、长在台湾、教学在美国，国民党长年禁止返台的“亲共分子”；来暨南大学义务教授本科课程且将每月所得全部捐助家贫学生……

    日前，在暨南园专家楼，潘毓刚接受了本报专访。身为著名科学家，言辞耿直、坦诚、尖锐

    南方日报（简称“南”）：您和杨振宁先生是多年的相识，又都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在清华教本科，您来了暨大教本科，是受杨先生的影响吗？

    潘毓刚（简称“潘”）：可以这么说吧。虽然我现在是国内30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但选择到暨大来授课，是为了却一个心愿。1986年，我应当时担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晖先生之邀，接受了暨南大学名誉教授一职。但此后除为暨大做过一次学术报告外，没尽自己的责任。所以，2001年我在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带完最后一名博士生，就宣布不再带学生了，我要回中国授课了。

    南：您们为什么都选择为本科生授课呢？

    潘：我这次在国际学院担任全英教学的《医用基础化学》、药学方向的《无机化学》本科课程，还有化学系研究生的《量子化学》课程。我觉得大学的基础教育是很重要的，它帮助学生建立一些基本的学术观念，如果让一些没有经验的人来教，很容易产生偏差，这种偏差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

    南：看桌上摊满了各种专业书，您为本科生上课还要备课吗？

    潘：说实话，研究生的课全刻在脑子里，因为这些内容与我每日做的科研联系紧密，在美国都讲了几十年，闭眼都可以讲。本科生对于专业知识的积累较少，为了让学生真正听懂，往往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讲解，保证他们弄明白为止。

    南：看安排表，您每天都要上几节课。

    潘：既然来了，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南：听说您还将自己的工资全部捐献给贫困学生。

    潘：杨振宁教授在清华也是这样，现在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真不容易，能帮就帮一点吧。这次我来学校上课什么都不要，吃饭住宿都自己解决，就是了却一个心愿。

    李政道与杨振宁的风格不同，李先生是比较贵族气的，而杨先生则很平民化。

    南：您同杨振宁先生交往多年？

    潘：我和杨先生是多年来在全美华人协会工作多有接触。过去主要是因为全美华人协会的事情，他是首届主席，我们常常要见面商谈一些事情。学术上我们倒没有更多接触，毕竟他是搞理论物理，我是搞量子化学。

    南：您如何评价杨先生呢？

    潘：他是我的前辈，我十分敬重他。杨先生无论做学问还是为人都是一流的，他十分谦虚，很平民化，不像有些回到中国来的学者，另外他十分热爱祖国。我始终觉得网上对他的一些评论是极不公正的。刚才我还和清华引进的另外一位大师、世界著名的应用数学家林家翘先生通了一个小时电话，他们都一样，来清华授课分文不取，除了学校提供的住房以及照顾他起居的工作人员外。对于他们这样的大师级人物，这应该不算什么占便宜吧！

    南：杨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更是让他成了焦点人物。

    潘：这是他的私事，没什么好评论的。至于有人说男的贪什么，女的又是贪什么，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对夫妻结合必有原因，至于什么原因外人不得而知，我们也没必要去猜想。

    南：听闻您和李政道先生也有较密切的交往，“杨李不和”已是公开秘密，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

    潘：杨先生自己曾致信恩师吴大猷，说明他和李政道决裂的大致经过。

    他把自己和李政道的关系分成4个阶段：初识到1951年的第一阶段，杨振宁自认是李政道的兄长、也是老师；1951年到1957年得诺贝尔奖时亲如兄弟、合作无间。得奖后到1962年的第三阶段，杨振宁形容其“成名后的恐惧和强烈竞争心交织”。第四阶段是两人正式决裂后。他们都是我尊敬的长辈，有些话实在不便多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的矛盾始于他们的孩子。童言无忌，孩子们在一起常常会争执谁的父亲在合作中贡献更大一些，后来矛盾扩大到他们的太太之间，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后来两人又各自在出版的选集中公开表示了对对方的不满，两人关系自此进入僵持阶段。

    南：听说您为了在中间调和还做了一些事。

    潘：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帮助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帮人在海外创办了刊物《科技导报》，我是海外总联络人兼编辑，顾问编委有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李远哲、田长霖、吴家玮等杰出的华人科学家。

    当时我劝服了李政道同杨振宁一起担任编委，这也许算是两人关系的一个小小变化。后来，华协每两年要颁发一次华人杰出成就奖，第一届得主是杨振宁先生，第二届我又说服了李政道先生接受这个由杨先生创立的协会颁发的奖项，记得我对他说，如果您接受这个奖项，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鼓励，没想到他真接受了。李先生与杨先生的风格不同，李先生是比较贵族气的，而杨先生是很平民化。

    并不是每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都是世界级科学家

    南：您知道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很重，好像大家都在盼望：中国还要多久才能登临这个最高奖台？

    潘：我不愿意对此进行任何预测。诺贝尔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某些领域内的科学水平，但它不是衡量科学发展的唯一标准，而且获奖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平奖、文学奖这些本来就没一个客观标准，就是科学这一块，也无法做到绝对公平，也有许多偶然性。吴健雄女士，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1956年她设计了一项验证“宇称守恒定律”的试验，证实宇称并不守恒，证明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人提出的科学理论（杨、李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以她对该定律作出的巨大贡献，应该和杨、李一道获诺贝尔奖，但由于性别歧视，使她与该奖无缘。

    还有李远哲的获奖，你知道吗，当时本来只提名李远哲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为得奖人，但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化学系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王瑞教授认为分子束的实验原始构想固然是导师提出，但具体建成这实验设置的人是李远哲，如无李远哲的努力和做实验的才能，可能无法建成分子束实验的设备，因此据理力争，终于那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把李远哲的名字加了上去。

    我告诉你们这些是想对中国人说，不要太过崇拜权威，不要太过崇拜诺贝尔奖，并不是每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都是世界级的科学家。

    小平先生反应非常敏捷

    南：中国改革开放后，您每年都会应邀回来，也和一些中国领导人开始了交往。

    潘：是他们接见我们吧。

    南：对哪些领导人印象比较深刻？

    潘：首先是小平先生，他反应非常敏捷。有一次，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会见40多位海外回来的学者。其中一位当场提出希望小平先生为他还没开办的南方某个学校题个字，希望凭此题字运作一些事情。邓小平先生闻此马上高声对这位先生说，办学是好事，等你办成了，我一定帮你题字。

    还有邓颖超大姐，她的记忆力超人。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吧，有一次中央邀请了6位专家回国提些建议。邓颖超一直认真倾听，也没做任何笔录。

    令我非常吃惊是最后，她竟将所有人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我十分钦佩这位当时已过80的老人。

    关于李敖和“绿色恐怖”

    有人说李敖的存在证明台湾言论自由，但他说他的言论自由是用生命争取来的，这样的台湾真叫我很难爱得起来。

    南：您一个科学家，又是在美国，怎么和李敖结下了这么深的友谊？

    潘：我们在台湾接受“预官训练”时就相识了。后来我去了美国，又被台湾禁止回台湾，一别就是几十年。1973年我终于可以回台奔父丧，想去监狱探望他，又找不到门路。1985年老朋友离别20年后才通上信。

    南：你们还是很有相似之处的，都是敢言者。

    潘：我虽然不像他为了真理可以六亲不认那么彻底，但为了真理我还是敢站出来说几句话的。

    南：您对这位老朋友如何评价？

    潘：他是一个非常率真的人。他说宁愿做真小人也不做伪君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是一个最重是非，骨头最硬的人，为理想置生死于度外。

    有人说李敖的存在证明台湾言论自由，但他说他的言论自由是用生命争取来的。

    南：在“台独”势力猖獗的今天，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红色背景”。

    潘：40多年来李敖一个人与国民党一个组织斗，也没被斗垮。如果没有点“硬里子”做基础，他能有今天？

    南：《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在台湾引起强烈震动。

    潘：1947年夏我和我的家人随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到台湾，他是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安抚民众的大员，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在台湾度过，娶的太太也是“正港”台湾人，特别是2002年及2003年我分别到淡江大学和国立东华大学担任一学期的访问教授，对“新台湾”有了较深的认识。

    我觉得现在的台湾很危险，目前的“绿色恐怖”比40年前的“白色恐怖”还可怕，整个社会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一切所谓“爱台”、“卖台”的口号由一批被煽动得疯狂的暴民主导。

    2003年非典流行时期，医疗界的李鸣亮以民间名义筹办了一个与内地专家共同研讨疫情的讨论会，结果这位先生被“政府”和暴民围攻得不能脱身，被指“卖台”，而“附马爷”（陈水扁的女婿）赵建铭口口声声称“中国肺炎”，只因丑化了中国，反而得到“爱台湾”的名声。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样的台湾真叫我很难爱得起来。